• 破解機制體制壁壘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落地

    時事 > | Time Weekly - 2018-03-20 01:31:14 來源:時代周報
  • [摘要] 在郭萬達看來,關于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的問題,并沒有看到中央的明確表態,只是提到由國家有關部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四方,一起做這個協調機構。

    時代周報記者 程洋 發自廣州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粵港澳大灣區”再度成為熱詞。

    一份由113名政協委員聯署的提案提出,從中央層面出發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并由國家領導人親自出任該委員會第一負責人。在3月9日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主席王榮同樣提出,建議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由國家領導人牽頭,國家有關部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參加。

    多名代表委員呼吁,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強調的是“中央層面”。

    “為什么要強調在中央層面上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協調跨類別、跨部門的問題,如‘一地兩檢’,涉及立法、基礎設施對接、管理、邊檢等一系列問題,只能通過頂層設計才能解決。”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院總工程師馬向明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長期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問題,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現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還沒有出來,成立什么樣的機構,目前還不太清楚。可能在原來粵港澳聯席會議的基礎上去改進,或在國家層面上,由國家發改委牽頭,還是像京津冀一體化,在中央層面有領導小組。”

    在郭萬達看來,關于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的問題,并沒有看到中央的明確表態,只是提到由國家有關部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四方,一起做這個協調機構。而代表委員們發言建議,意味著希望更多地在中央層面上來協調,這個更加強有力。

    落實灣區建設責任主體

    處于“一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體制機制框架之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尚需破解體制機制束縛。王榮直言,如今形成的局面是:會晤對話多多,禮節客套繁縟,務實推動乏力,整合機制缺失。

    水利部珠江河口海岸工程技術中心副總工程師吳小明,從事珠江河口的水環境、防洪等方面的研究。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大灣區水域水污染問題突出,尤其是三地城市間的交界河流,污染嚴重。交界河流職責不明確,大家都有些相互地推諉。近年來,國家推行河長制,交界河流有了責任明確的河長,各城市也加大了河流污染治理的投入,目前已經取得明顯的改善效果。”

    吳小明指出,大灣區發展需要以保護大灣區水域自然生態、治理污染改善水環境為基礎,這需要各城市各部門形成共識、合力治水;目前三地間的協作還存在一定的體制機制障礙,唯有希望構建中央層面的協調機構,即由國家領導人牽頭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如同中國的河長制,灣區需要有“灣長”,對整個大灣區負責任。

    基于這一現實困境,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的呼聲漸高。

    早在2009年,國務院公布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首次將粵港澳緊密合作相關內容納入其中,三地合作首次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程并沒有加快,據馬向明介紹,過去建立起的機制是聯席會議,有什么事情開個會,開完之后各自部門就分頭落實,采取這樣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一個值得借鑒的例子是,為了落實《珠三角規劃綱要》,省里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綱要辦,這個機構就是設在省辦公廳。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機構,年年都會有評估考核,對珠三角一體化的推進,就有了相當大的進步。”馬向明說。

    郭萬達認為,體制機制,它更多的是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最終要落實到機構中來,落實到具體的人身上。“具體來說,機構是一個落實工作的責任主體。”

    如今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不缺制度安排。在今年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出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第二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據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按程序報批,審批通過后將正式公布。

    而長期以來,粵港澳三地在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方面存在差異,在合作組織模式和合作運行機制上難免存在體制性和制度性障礙,也難免出現因利益分歧導致的目標分化,出現“本位主義”、 “部門主義”與“地方主義”,這些都給三地間進行合作交流帶來不小的困難。

    “協調機構很重要的,首先規劃就要協調,國家層面上,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做了規劃。這個規劃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取得進展?涉及很多的協調,像港珠澳大橋,協調的都是很復雜的事情,如大橋的投資主體、資金管理,甚至包括標準等。”郭萬達說道。

    謀求三地發展共識

    呼吁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是凝聚三地共識之舉。

    由于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三個獨立的關稅區”的框架下,三地的法律也不一樣,三地政府的行政觀念也存在差異,所以協調起來的難度,比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群更難,它涉及問題的復雜性,決定其需要更高的決策層次。

    馬向明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首例這樣的灣區,一定會遇到史無前例的問題,簡單的行政命令難以應對這些問題,因此,我認為設立了機構以后,機構可以通過經費申請來邀請吸納全球的智庫出謀劃策,這將有利于三地共識的營造。”

    郭萬達同樣認為,從具體的協調機制來看,必須要有社會基礎,強調三地政府、社會組織、民間智庫等多方參與,要去謀求多方的共識,涉及多個利益主體,利益要平衡。他說:“當我們講到很多區域合作的時候,它一定是政府、社會和市民等多個層面的,機構本身只是一個執行主體,這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推進,要實現大灣區里面要素的流動,就人員流動而言,涉及通關,通關就涉及海關、邊檢、檢驗檢疫,因為涉及跨境的問題、邊境的管理,如何協調?協調機構的層次和決策流程,就決定了機構能否有效地運行。

    “怎么樣做到‘點對點’交流的便利性,我想這是灣區里面最緊迫的事情。”據馬向明介紹,涉及港澳的事物,需要通過國家層面的港澳辦去處理,港澳辦再轉給相關部門,拉長了協調的路徑。“任何東西這個路徑越長,它的效率就越低,它不是直接地、點對點地進行工作。”

    而如何保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有效運行?馬向明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構應該具有代表性、常態化和階段性重點三個特點。“機構是常態化的,它擁有資源配置能力,它是一個推動者、責任方,現在的情況就是沒有一個責任主體。要把各種事物的銜接常態化,分階段性組織國內外專家智庫研究大灣區建設遇到的問題。”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成為珠三角地區的熱詞。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粵港澳大灣區”首次放在區域戰略部分表述,與“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和“長江經濟帶”并列,成為區域經濟新的增長極。

    3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在郭萬達看來,粵港澳大灣區不同于世界上三大灣區,它有很多不同點,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他說:“往往差異是發展的動力,當然如果你不解決它的問題,它就是一個障礙。在建設世界一流灣區的過程中,這些差異體現了灣區的開放、包容、多元,不同的文化在這里碰撞,高度的國際化、全球化,不正是世界級灣區的特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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